一条个人信息可以卖多少钱？个人信息黑产链：分类标价，定位手机号单次收超千元。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盗取信息的种类、用途五花八门。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2013年至2018年64起通过QQ、微信倒卖或直接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中，共有168名被告人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刑，非法获利者少的上千元，多则达近百万元。

在这些以个人信息作为新的“商业资源”的案例中，一条个人信息的价格会因其来源、品类和转手次数等多种因素而相差悬殊。价格最低的单价仅1分钱，而卖价最高的系定位他人手机号位置，单次收费超千元。

“倒卖者”赚差价：低价批发，最低单价仅1分钱

发现，在多起犯罪嫌疑人倒卖信息的案件中，起售信息数量至少以十万条为单位，每条信息的单价最低为0.01元/条，最高则为2到5元/条。

在齐齐哈尔农垦区人民法院2017年的一起判决中，被告人崔文虎便是一名从上线低价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随后以高价卖出的倒卖信息者。从2015年5月开始，崔文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倒卖6次公民个人信息，累计获利近10000元。

第一批购买的户籍信息、住宿信息4300余条共花费了崔文虎2000元，单价每条不到0.5元，当他转手卖出这批信息时，加上的差价则为5000余元，每条的售价也不过1元出头。此后，崔文虎多次作案，到案时，他所售卖的信息总数已有上万条之多。

比起崔文虎，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年的一起判决中，被告人陈小龙贩卖的信息数量更大，其单价也相对更低。

2015年国庆节前后，平时以开黑出租为业的陈小龙开始在电脑上买卖公民个人信息。陈小龙自己并没有获取公民信息的“一手渠道”，一旦有买家通过QQ找到他购买，他就会在专门买卖公民信息的QQ群里寻找对应的卖家，并将这名卖家发来的信息样本转发给买家，在卖家的基础上加价三到四百元。

2016年2月，第一次交易时，陈小龙共出售了13000多条信息，并且有了第一个“下线”张某。彼时，他出售这些信息的价格一共只有两千多元。

由此，陈小龙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共获取了上百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基础的姓名、电话号码、身份信息等。在后面的6次交易中，陈小龙贩卖的信息少则8000多条，多则达到26万余条。不过，每一次交易的信息单价并不高，一条信息的价格以分计。

最终，法院认定，在前后总共七次交易中，陈小龙共非法获利7200元，经他手中出售的公民个人信息则有约38万条。陈小龙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辅警坚守自盗：一手车辆信息每条7至8元

相比起倒卖二手信息的犯罪分子来说，一些“监守自盗”的信息倒卖者往往能直接获取更加详细、多样化的公民信息。在此类案例中，倒卖信息者出售信息的价格也更高——比起“二次倒卖”每条几分钱的售价，“一手信息”的价格动辄十几元每条，所涉及的公民信息也更加“全面，包括身份证、车辆信息、交通肇事、犯罪记录等”。

在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12日一起二审裁定中，多名在不同地区交警大队、车管所、公安局担任协警、工作人员的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盗取并出售了公安内网中大量公民信息。

此案中，被告人李进和师丽娜作为“中间人”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联系在公安局、车管所等单位工作的协警、民警，2016年起两人建立起了从公安机关获取车档信息、公民信息，再转手进行售卖的关系网。

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李进通常会以每条十几元到几十元的价格对前来购买信息的“下线”收取“查询费”。与此同时，他付给“上线”即负责查询的民警的查询费则为每条3到5元。而李进的下线，则进一步将从李进处购得的信息加价15元一条，继续出售。

这起大型案件中，涉案的协警、公安局工作人员多达9人。作为“中间人”的李进，利用公民信息非法牟利数额高达24万余元。

发现，在此类盗取信息并直接出售的案件中，作案人员多为协警、辅警，手法则多为盗用民警数字证书登录公安内网。被直接出售的信息，多为公民个人车辆信息，包括车牌号、车主、身份证号、肇事记录等。

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21日作出的一份二审判决中，同样是发生在交警部门的大型窝案，江西省南丰县、石城县两地的交警大队均发现有5名辅警盗用民警数字证书，盗取并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通过在公安综合信息网查询公民个人车辆信息，此案多名被告将显示公民信息的页面一一拍照后传给“下线”，售价每条在7到8元不等。截至案发，盗取的公民个人车辆信息共有2.5万余条，被告人违法获利共计人民币近20万元。

公司团队作案：分类标价，定位他人手机号单次上千元

在一些有组织地出售、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手段上升为利用公司团队作案。

在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18年一起判决中，被告人全行开设了一家专门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无证“公司”。

“没有名字，没有注册，以我的名字装的宽带，用我老婆名字和房东签的合同”，全行如是交代。

在雇佣多名员工后，这家“公司”通过QQ、微信等方式每天寻找个人信息的买家，累计获利近9万元。不过，全行的“公司”因其本人有所顾虑，一直只以贩卖公民电话号码为业，并未涉及其他业务。

在一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人看来，获取并出售牟利的个人信息需要被进一步分类，“细化”利用。以此方式出售的公民个人信息，因其性质和用途的区别而有了不同的价位，有的信息单条甚至被卖到几百元。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7年的一起判决中，开设商务咨询公司的张旭光和其“上线”、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为业的杨道运组成了上下游产业链。

张旭光开设的“咨询公司”，其业务实质上是帮助他人跟踪调查、查询个人信息。对于做单笔生意的张旭光来说，查询航班信息、定位手机号、网吧信息、火车信息等每一单业务都能让他收入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仅在一次定位两人手机号位置的生意中，张旭光就收到了1000多元。

与此同时，张旭光从上线购买信息的价格也不低，每一次的价格至少也在几十元到一百元。在处理一起“包月定位”业务时，张旭光付给上线的价格高达1800元。

作为张旭光的“上线”之一，杨道运自2016年起便开始做起了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生意。比起张旭光，杨道运的“道行”还要更深一些。

在杨道运“进货”的交易中，他和上家有着专门的交易用语。其中，“包打通”的意思就是客户提供出身份证号，杨道运可以据此查到身份证号名下可以打通的手机号，而非长期关机停机状态。而“顺丰淘宝”的意思则是客户提供手机号后，杨道运负责提供手机号对应的顺丰或淘宝收货地址。“三网机主包验证”，指的则是查询客户提供手机号的机主信息。

在卖家价格的基础上加了一部分后，杨道运的分类定价十分清楚：手机位置300元，全家信息100元，个人轨迹400元，“顺丰”130到150元。

最终，法院判决张旭光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杨道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