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峰人设是拯救酷派不力的背锅侠。昨天，有传闻称酷派未来业务将分为国内和海外两大部分，海外业务保持原有模式不变，国内业务重点转型房地产业务，酷派高层近期仍有巨大的调整。对此，酷派CEO刘江峰回应称，“没有的事，公司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一切都正常。”

尽管刘江峰否认酷派国内业务将转型以房地产为主，但并不代表酷派及其大股东乐视没尝试过改变。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主要包括两大诱因：

一是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乐视试图通过卖地来赢得喘息之机，乐视控制持有酷派28.87%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而当前酷派资产价值最大的是“地块”，信息港、松山湖、科技园北区都是非常好的地块，持有的土地价值可能将近百亿，如果卖了，乐视可以还清部分供应商和金融机构欠款，扭转公司内部人心涣散的不利局面。

二是酷派国内业务每况愈下与海外业务风生水起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去年巨亏42.1亿港元，后者去年收入赶超国内并且实现盈利。长远来看，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失去乐视这一靠山的酷派资金、品牌、渠道、产品均处于弱势地位，崛起难度极高，后者凭借过硬的专利优势和技术积累杀入欧美高端市场，并且在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已站稳脚跟，独立运营的话未来大有可为，上个月曾传出酷派海外将成立子公司独立运营，不过酷派并未予以回应。

据接近酷派的消息人士透露，此前一个月，乐视与恒大、碧桂园等多家地产公司谈判，乐视控股实际控制人贾跃亭倾向于卖给碧桂园，以联合开发的形式，每年收取租金，不过双方并未谈拢，原因在于酷派其他股东不同意，加上后来乐视资金危机全面爆发，身在美国的贾跃亭重心放在法拉第未来的生产线和融资上，无暇顾及酷派土地出售。

通过梳理各方关切不难发现，乐视渴望通过卖地来补充弹药，酷派手机业务在国内市场举步维艰、海外市场可圈可点，乐视的确有动机与潜在买方讨论卖地事宜，只可惜酷派其他股东不同意，很有可能卡在利益分配上，结果导致卖地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未来是否会重启，笔者认为是大概率事件。要知道，负债累累的乐视早已计划出售酷派，后者在资本市场不受待见、业绩巨亏、高层换血、新品延发等，其面临的不是掉不掉队的问题，而是最为棘手的生存问题。

需要理清一个问题：酷派从当年“中华酷联”的一员，到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不能完全怪执掌即将届满一年的刘江峰。酷派在智能机时代转型失利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不能归咎于具体的个人，如果非要找出人来担责，笔者反倒认为酷派创始人郭德英是罪魁祸首，其在酷派转型上三心两意，抛弃务实的360转向牵手激进的乐视，个人套现后退隐江湖，全然不顾自己一手创办的酷派死活。

当然，去年8月，刘江峰携荣耀前总裁的光环高调入主酷派时，使外界建立了过高预期，尤其是其为酷派描绘“5年内销量过亿，并重回手机行业第一”的宏伟蓝图，更让外界觉得他有足够魄力带领酷派大干一场。如今，酷派整体形势急转直下，让外界惊讶不已，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其纷纷吐槽刘江峰原来就这水平。

其实，真相是刘江峰执掌酷派之初能力被高估，如今酷派走下坡路其能力又被低估。刘江峰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笔者认为其能力被高估的成分更多一点。说个真实故事，2015年11月，彼时刘江峰还在网上超市平台多点担任CEO，他在北京3W咖啡举办专场分享会，大谈19年华为工作经历，谈及为何离开华为时，笔者在现场听到了与《时间未老，理想还在》离职信不一样的版本。

刘江峰开玩笑地说道，在华为混到像他这样级别的人，不用特别努力就能享受优厚的待遇，虽不至于达到养老的地步，但工作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因此打算出去闯一闯。表面上看，刘江峰的离职理由与其他公司高管大同小异，并无不妥之处，实则暴露出其并非荣耀单飞初期最大功臣这一事实，为其日后执掌酷派处处碰壁埋下伏笔。

刘江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绩是在荣耀独立第一年实现1亿到20亿的飞跃。从他在分享会的表态不难看出，尽管其坐在荣耀总裁位置上，但其贡献并没有想象那么多，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华为供应链、制度化管理章程等支撑，决定其不用特别出力都能取得佳绩，领功时则突出自身领导作用。

不可否认，彼时荣耀还很稚嫩，仍处于摸索前进阶段，刘江峰付出不少精力，也在战略方向上把关，但笔者对媒体把其包装成荣耀“救世主”表示怀疑，其贡献程度到底如何，只有刘江峰自己最清楚。荣耀总裁的身份将他推向前台，其本质是熟悉荣耀内部运作且做出部分贡献的发言人，而非荣耀实现从0到1的不可或缺的推手。

因此，当刘江峰跳出华为加盟酷派，前者处于上升通道，享有优质资源且业绩压力不大，后者市场存在感越来越低，资源少得可怜且时刻为生计发愁，将其形容成“烂摊子”一点也不为过。面对这一窘境，能力被高估的他就算再有抱负也无法施展开来，而且不当家不知道当家的苦，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让刘江峰疲于应付。

事实上，人才济济的华为为中国手机行业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俨然成为手机行业的“黄埔军校”，但像刘江峰这样去新平台发展不如意的华为前高管不在少数，无论是留在手机行业还是奔向其他行业，鲜少有人能超过华为时期取得的功绩。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心态调整跟不上。与其说他们在华为担任高管，不如说是职业经理人，尽管日常工作很拼，但对公司的重视程度并没有上升到合伙人那种高度，归属感不强，离开华为后去往新平台，通常被委以重任，层级高于华为时期，不乏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层级越高责任越大，越被寄予厚望。因此，心态调整至关重要，正确姿势是正视自身所处位置的改变，忘掉华为时期的荣誉，以归零的心态重新出发，走低调务实路线，这对刘江峰们是个不小的挑战。

二是平台条件不同。这才是症结所在，放眼国内手机行业，综合实力能强过华为的少之又少，刘江峰们是在华为强大资源体系支撑下建功立业的，说直白点就是华为高层进行战略性投入，刘江峰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保证资源是现成的、最好的，他们只要做好分内事就行。反观新平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短板，有的短板投入资金可以补齐，比如打磨产品；有的就算砸钱也不能奏效，还需要时间的锤炼，比如品牌塑造和渠道建设。持家的刘江峰们不仅要身体力行地去补齐各种短板，还要为融资、团队管理操碎了心，挑战之大可想而知。

因此，刘江峰加盟酷派首秀时调侃前上司余承东的口头禅之一——“三年超越苹果三星”，不仅是情商低下的表现，而且容易被残酷的现实打脸。彼时意气风发的他自信可以如外界期待那样做出出色成绩，甚至超过他治下的荣耀，但如今一落千丈，反观其前东家则稳坐全球第三的位置，并不断缩小与苹果三星的差距。

无论酷派最终结局如何，刘江峰的人设只能是拯救酷派不力的背锅侠，而不是被荣誉和鲜花包围的荣耀前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