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垃圾短信手机号却被拉黑？12321回应：运营商错上加错！近日，成都的周先生称，自年初开始，就发现自己收不到银行的通知短信，以及一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了。辗转找到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后，他被告知：因为多次向12321举报垃圾短信，他的手机号被拉入了黑名单，若要解封，需要保证不再举报。出现“黑名单”情况是错上加错周先生深入了解后发现，银行以及一些软件的短信发送业务是与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合作的，正是这些短信服务商以及电信运营商将其拉入了黑名单，使其无法收到银行通知、验证码等服务类短信，而要解除，则需要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写上不再投诉。对此，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主任郝智超表示，用户收不到服务类短信可能有多重原因，如果有“黑名单”的情况出现，“这是错上加错，是极不负责的表现”。填写手机号是举报垃圾短信的必要流程郝智超表示，12321举报中心按照工作流程，会将用户举报的垃圾信息转交相关电信运营商处置，并根据电信运营商核查处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提交行业监管部门，并向举报人进行反馈。出于举报核查及后续处置的需要，12321举报中心需要举报人填写垃圾短信接收号码。由于伪基站、恶意举报等因素的干扰，相关运营商要核实举报信息的真实性。例如，伪基站冒充建设银行以95533发送伪基站诈骗短信，运营商就要核查举报信息的真实性，不能简单地将此行为算在95533头上。运营商核查后会将结果反馈举报人用户对垃圾短信进行举报后，有关部门如何调查处理？处理情况是否反馈给举报者？对此，郝智超表示，针对垃圾短信举报，12321举报中心会将举报情况移交相关运营商去核查处置，并将运营商核查处置结果反馈举报人。针对端口型垃圾短信，接到12321转交的举报信息后，相关运营商在核实确有发送记录的情况下，处置结果一般为：关闭端口，端口整改等。在做这两种处置的同时，会为举报人屏蔽该端口。如果经核查该端口未发送相关信息，该举报为无效举报，也会将情况如实向举报人反馈。针对点对点类型（手机号发手机号）的垃圾短信，经运营商核实确有发送记录的话，一般会采取停机、停短信功能（不能收发短信）、列黑（只能收不能发短信）等相关处置措施。12321举报中心会将运营商处置措施反馈给举报人。举报人收不到验证码原因有三对于“举报人收不到验证码的问题”，郝智超称，12321举报中心之前曾经收到类似反馈。原因可能包括：1、部分短信服务提供商操作不负责根据垃圾短信息处置流程，用户在回复TD退订、“0000退订（限移动用户）”或向12321举报后，相关端口应停止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即为用户屏蔽该端口。但屏蔽应限于商业性短信，而不包含验证码等生产服务类短信。部分不规范运营的短信服务商由于系统不完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用户所有短信均收不到。2、为降低投诉率采取不负责做法目前，运营商对短信服务商的举报率考核一般不超过百万分之0.5，即，200万条发送量，只要产生1条投诉即为超标，短信服务商就将面临端口整改，关停等处罚措施。在严格的考核下，他们为了降低投诉率会采取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法。3、职业举报人的号码可能收不到验证码由于在垃圾短信举报投诉过程中，出现了部分“职业举报人”、恶意投诉人，以投诉为由向运营商和短信息服务商勒索钱财、话费、靓号等行为。部分电信运营商和短信息服务提供商会将此类人员的号码列入黑名单，不再发送短信。此外，郝智超称，国内主要银行、大网站等一般对验证码等生产服务类短信的到达时间、到达率有严格的要求，业内主流短信息服务提供商一般都能满足。部分网站还设置了“语音验证码”等补充措施。如有用户收不到验证码，可与站方联系，或向12321举报中心反馈。

银联的“二次创业”与市场化转型是否能够真正撼动中国移动支付格局？2017年盛夏，营销方面一向以"高冷"着称的苹果公司，携手银联在中国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周使用"Apple Pay+银联"便可享受5折优惠的近场支付营销。而在仅仅一个月前，中国银联还联合近10万商户主推二维码支付，推出"62银联云闪付全民盛惠"。银联以两轮高达数亿元的营销补贴和着重推出的"银联云闪付"旗下两种主流支付方式，高调宣布加入移动支付大战。然而此时，距离中国移动支付二维码实际应用已超三年，距离央行官方承认二维码支付地位也已近一年。市场对银联充满质疑声音，这位卡基支付时代的巨无霸在这场激烈的互联网移动支付大战中是否已经"姗姗来迟"，从而"错失良机"？艰难突围"相较于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狂奔突进的创新，银联一方在支付安全与效率的选择中，天秤的砝码过多加给了安全，而把效率放在了次要位置。"一位支付行业资深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政策层面，银联的创新应用受到了监管机构的严格约束，反观第三方支付机构，无疑是对中国原有支付体系的颠覆性创新，享受了长达数年的监管空白和政策红利。"放眼当下，银联面对的竞争压力着实不小。在支付方式上，中国的二维码支付已经占据线下高频小额支付的主流，银联主推的NFC支付则使用寥寥；在竞争对手方面，支付宝和腾讯系（财付通，主要包括微信支付和QQ钱包）在国内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3.7%和39.51%，合计占领了93%的市场，而银联的市场份额却不足1%（易观智库今年1季度数据）。在双寡头统领的稳定局面下，中国银联联合超过40家商业银行及京东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出了优惠力度颇大的"62"年中大促销，强势杀入战局。以银联62年中促销为例，银联方面披露的数据显示，"62"活动期间，银联二维码新增用户环比增长402%。从交易笔数看承载了此次活动银联二维码交易笔数的四分之三，包括Apple Pay、Huawei Pay等各类手机Pay在内的NFC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去年"62"活动增长308%。值得注意的是，银联并未披露相关比例的绝对基数。银联方面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虽然银联方面的增长比例颇高，但以市场份额的绝对值来看，仍然远远无法与两巨头相抗衡。不过，银联打响的这两场自卫反击战并不可小觑，或许只是帷幕的刚刚开启，其背后是这位支付行业老大哥痛定思痛的"二次创业"雄心。二次创业今年3月31日，银联总裁时文朝发布了2017年经营目标。银联表示，由于电子支付业务的缓慢增长，2017年银联的利润增长目标由43%下调到20%，也为自身改革留出空间。"总之，这个阶段的竞争是市场份额的竞争，一切策略的绸缪都要围绕着份额而开展。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文朝今年3月在成立银联十五周年的内部发文中也曾立下军令状，这与三个月之后的联合强势突围行动正相契合。不过一位银联内部人士则向界面新闻表示，至今为止，银联并未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市场份额目标。十多年的特许经营权消失殆尽，移动市场的竞争白热化与质疑之声，让银联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思与改革。"为什么资金实力、系统强度、风控能力上都是最佳水准的传统金融机构，却不能在移动互联时代占得先机？"时文朝在内部发文中向全体银联人发问。"原因在最后一百米上。"时文朝在邮件里反思写道："当我们的视角从发卡、收单推进到真正的终端即持卡人、商户时，可以发现海量且高度离散的受众，正使我们的客户面临着终端需求复杂而多变、机构之间协调成本高企、资源分散而力度薄弱，各机构关注和考核的重点不一，很难力出一孔和利出一孔，整个合作链找不到触及用户痛点的抓手，从而带来或用户离弃或被旁路的风险。"由此，银联内部全面进入"二次创业"。"未来支付载体是否大可由单一的银联卡向规则认可的发行主体发行的、具有品牌标识、可以在网络中使用的支付载体方向创新？"时文朝提出，银联下一步将谋求从"支付方式"到"支付品牌"的定位。他把银联新阶段的市场竞争定位为"赶超者"，并提出，未来银联将以整体网络为目标，进行全产品全系统的资源配置。专为移动互联网塑造的统一品牌"银联云闪付"无疑是这一构想的落地成果之一。银联在近年来不断为"云闪付"品牌进行增添改进。目前，"银联云闪付"已经囊括三种基于"四方模式"下的支付方式--智能手机PAY（属于NFC近场支付的一种）、可穿戴设备支付以及二维码支付。四方 VS 三方值得注意的是，银联所推出的支付产品虽然在终端上与支付宝、微信类似（支付宝曾在2014年左右推出NFC近场声波支付），但在商业模式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传统支付方式的核心是"四方模式"，参与方包括卡组织（如银联）、发卡机构（一般为商业银行）、商户和收单机构四类参与主体。在四方模式中，SamsungPay、ApplePay则是将银行卡"装入"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刷的还是银行卡，背后清算方式与实体卡无异。支付行业"四方模式"在"四方模式"中，资金直接从发卡银行转入收单银行，不经过卡组织，资金流和支付信息流分离。作为卡组织的银联，专门承担清算职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标准制定、市场秩序维护，商业银行负责发卡和支付，收单机构负责特约商户的开拓与管理、授权请求、帐单结算等活动，其利益主要来源于特约商户交易手续费的分成、服务费。"三方模式"则是对原有"四方模式"的颠覆，时文朝称之为"过顶传球"。在"三方模式"中，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通过虚拟账户，成为一种"钱包"。用户通过银行账户向虚拟账户充值，然后再通过虚拟账户交易，银行丢失了交易信息，沦为资金通道，而第三方支付机构则承担了支付和"本不应具备的"清算职能，监管机构也担忧三方模式中沉淀资金存在的风险。支付行业"三方模式"两种模式的拥护者在近年来纷纷站队。"四方模式"一方，与银联携手的包括部分商业银行、京东（京东闪付）、VISA等传统支付机构，以及新兴的Apple Pay等。另一方，支付宝、微信支付则成为"三方模式"最成功的代表。业内看来，"三方模式"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市场，在于其产业链短，不涉及银联、手机和银行的角色也已工具化，用户、商户、支付公司三方合作便可完成整个交易，生态圈简单。而四方模式方案则需要多方--银联、银行、用户、商户，甚至手机厂商的配合，生态圈复杂。但两种模式并非不可调和。今年7月，银联与京东联合推出的"京东闪付"产品便走在探索融合两种支付模式的前列。7月19日，京东金融宣布联合北京银联推出NFC支付新品--京东闪付，除在京东商城等线上消费之外，用户在银联近1000万台线下"云闪付"POS机上都可以使用京东闪付，银联把京东和美团的账户，变成了基于银行卡账户的聚合支付账户。不同于"三方模式"，这一次，银联和京东把第三方模式所使用截断资金流和信息流的"Staged Wallet"（滞留式钱包）变成了"Passthrough Wallet"（穿透式钱包），创新推出"电子账户云闪付"。银联北京分公司负责人表示，电子账户云闪付模式中，支付机构及其账户只是"渠道"，定位于为银行获客、引流的渠道，是通过接入银联网络，实现可控、可信、可见、可用的渠道。该模式一方面没有像其他"滞留式钱包"类应用那样截断了银行、卡组织对商户、持卡人的信息交流，资金依然"从银行进、从银行出"，银行的基础地位没有被弱化；其次，既实现了银行间接与互联网机构"联姻"实现线上批量获客，也做大做强了电子银行的无卡快捷支付通道，也为"三方模式"和"四方模式"融合提供了可行方案。通过与京东这样具有较强客户运营能力、灵活营销激励机制的互联网机构合作，银联正试图改变其支付产品黏性不高、客户不活跃、场景构建能力不足等难题。而随着京东这位重量级选手对银联"四方模式"，以及NFC支付、银联二维码的认可，京东电商等场景正成为银联扩展的新应用场景和提高活跃度的重要来源。京东的加入或只是一个开始，随着银联不断开放生态模式，越来越多合作伙伴加入银联支付"平台"将成为银联支付产品的竞争力又一来源。时文朝曾表示，"成立一个以支付为中心的"异业联盟"遂成为众多机构可能选择的发展方案，这似乎也是个趋势。"二维码 VS NFC不仅在商业模式上有"四方"与"三方"的模式之争，从NFC支付占得先机，到二维码支付后来居上，业内在支付终端上也一直存在重大分歧。银联是NFC支付一方最大的拥趸。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支付，全称为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相比于二维码，它的诞生时间更早，是银联曾大力主推的支付方式。在银联看来，跟其他支付终端方式相比，NFC的受理网络无需联网支付，可避免因手机没有信号而无法支付的尴尬，此外，NFC模式进一步省去了手机解锁、打开App、点击扫码等多个繁琐环节；更重要的是，通过NFC的银联支付标记（Token）替代银行卡号进行交易验证的技术，可降低卡号在信息存储、传输等环节中发生泄漏的可能性，也更加安全。不过，NFC技术仍未完全成熟，较高的支付失败率、用户培养难度和成本，也让部分暂时新鲜感的用户逐渐放弃。并且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银联也错过了中国NFC发展最好的时间窗口，即使是后来与苹果、三星相继推出的ApplePay和SamsungPay，均败给了时间，目前来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而诞生于银联实验室的二维码支付技术，却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在支付宝和微信两大巨头对用户习惯的培养之下，三年时间里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最主流的支付方式。2017年，在市场竞争的裹挟中，银联被动加入"二维码"之战。虽然姗姗来迟，但银联董事长葛华勇表示，相较于市场上其他二维码，"银联二维码一是符合全球通用标准；二是安全性更高；三是服务更完备。"据葛华勇介绍，"在交易发起方面，首批支持云闪付二维码的商业银行已经超过了40家，以京东、美团、大众美团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也已向银联二维码开放入口；在交易受理方面，60多家机构已经支持银联标准二维码，约有266万商户技术开通银联标准二维码业务。"然而，"由于银联的盟友--40家商业银行各家银行的App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二维码使用上给用户造成的困扰也不小。"一位银联中层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总之，虽然目前近场支付市场仍然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但是，银联对四方模式，以及NFC近场支付的前景相当自信。未来，银联仍然将执着坚守四方模式和NFC支付等为主要终端支付方式，二维码支付主要是顺应市场现状进行补充的支付方式。"上述人士表示。另外，今年3月31日上线的网联也对银联带来一定冲击，双方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未来，支付清算选择银联还是网联，谁能提供更优惠的费率、谁更便捷？都成为机构接入清算时考虑的重要条件。四方模式还是三方模式？二维码支付还是近场支付？选择银联还是网联？看重支付安全还是支付效率？摆在银联这位支付行业"老大哥"面前的这些挑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需要魄力、创新甚至是掌握平衡的智慧舞步。银联的"二次创业"与市场化转型是否能够真正撼动中国移动支付格局？时间将给出答案。

恒丰银行的“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问题，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被查一案。事实上，早在去年，《财新周刊》和《21世纪经济报道》分别以《恒丰银行股权控制术》和《谁的恒丰银行？》报道了位于山东烟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的员工持股计划丑闻和涉嫌“高管私分公款案”。根据当时公开披露的信息，烟台国资委独资的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目前持有该行19.4%的股份，是该行的第一大股东。在恒丰的股东中，不仅有来自江苏、上海、北京、厦门的机构投资者，而且还有来自新加坡大华银行这样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从恒丰的股权结构安排来看，无论从股权多元化程度、国际开放程度和股权制衡程度都堪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典范。但为什么在股权结构堪称完美的恒丰依然让媒体发出了“谁的恒丰银行”的质疑呢？从目前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发生在恒丰银行的“高管私分公款案”，员工持股计划丑闻，以及股权谜踪等等都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法的常识告诉我们，涉及股权变动事项当然需要征得现有股东的同意。何况员工持股计划这种增发意味着现有股东股权的稀释。恒丰有多位前高管分到了800万、2100万人民币等金额，而蔡国华本人从中分到3850万。如果是高管正常的薪酬补偿，不仅要以薪酬合约作为依据，而且需要经过董事会讨论，甚至股东会通过。这里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指的是高管或执行董事，利用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所做出的损害股东所有者权益，挑战股东公司治理权威的行为。内部人控制问题最早爆发在英美等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一方面由于英美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股权激励来协调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而不断给予经理人股权激励。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经理人持股的比例越来越高。如同在经理人实际控制地位周围形成一个深挖的壕沟，以至于外部接管威胁都很难冲击和撼动。于是，被深深的壕沟所保护的经理人可以通过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甚至自己为自己发超额薪酬，使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作为经理人代理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受到英美等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视。如果仔细对照发生在恒丰的内部控制人行为和英美等国传统意义上的内部控制人行为，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以下明显的差异。其一，形成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局面并非由于股权高度分散。除了前面提及的持股达19.4%的第一大股东烟台蓝天投资，尚未公开上市的恒丰第2大股东新加坡大华银行持股比例也高达12.4；甚至第3到5股东持股比例均在10%左右。按照经验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股权制衡计算方法，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第2到5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的恒丰恰恰属于股权制衡度较高的股权结构类型。因而，这样的股权结构远谈不上股权高度分散，进而导致内部人控制。其二，在恒丰，董事长而不是CEO（行长）是内部人控制格局的核心。在英美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长往往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他在履行董事职责上并没有与其他董事相比特殊的权利。被称为首席执行官的CEO由于受到高的股权激励形成壕沟效应，成为英美等国家股权分散公司内部人控制的核心。而在恒丰，受第一大股东委派，代表国资委来履行国有资产监督职责的董事长才是中国制度背景下公司内部人控制格局的核心。在职能设定上和称谓上类更似于国外CEO的经理人则退化为董事长的执行助理。在围绕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实证研究中，董事长而不是经理人是公司治理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其三，内部人控制地位的形成并非由于推行股权激励计划，而使董事长形成壕沟效应，董事长的控制权地位由此无人撼动。熟悉中国资本市场相关规定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国对于国有性质的上级持股公司所委派的董事授予股权激励具有严格的限制。从目前披露的数据看，我们并不能观察到原董事长蔡国华个人直接持股。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出现在恒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非英美等国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而我们并不能从发生在这些国家公司治理实践经验中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现成答案。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内部人控制，我们借鉴现在媒体流行的语言，把发生在恒丰银行的具有典型中国制度背景特色的内部人控制概括为“中国式内部人控制”。哈佛Shleifer教授的研究团队观察到，在全球27个主要大国中，大企业的股权都集中在大股东手里。他们由此认为，经理人和股东之间传统的代理冲突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已经被控股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这一新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代替。我们虽然认同Shleifer教授所谓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不容忽视的观点，但基于对中国公司治理现实的理解，我们这里强调，在中国资本市场，传统的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依然严重，甚至在复杂金字塔式控股结构掩护下，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特定制度背景下，面临的公司治理“真”问题，需要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界未来予以特别关注。那么，引起恒丰银行“中国式内部人控制”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恒丰的案例看，至少来自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董事长的产生机制和由此形成的董事长独特身份。在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对于第一大股东具有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岗位，往往是由该企业的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部门按照干部考察程序任命的，虽然在形式上还需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大会表决的程序。由于上述自上而下的特殊人事任命途径，任命者往往具有特殊身份。我们以恒丰银行为例。在恒丰发布的相关公告中，他们这样宣称：“2013年12月1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根据烟台市委、市政府有关任免推荐决定以及本行主要股东的提议，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选举蔡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董事长”。进一步考察蔡国华任职恒丰董事长之前的身份，我们发现，空降恒丰银行之前的蔡国华是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国资委党委书记。我们理解，对于蔡国华出任恒丰董事长的任命仅仅是烟台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统筹安排中的一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任命甚至不是在烟台市范围内所能决定的。其二是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的所有者缺位。理论上，盈利动机强烈的股东将会阻止作为股东代理人的董事会的任何侵害股东利益行为，集中表现在第一大股东通常会在股东大会上对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的相关决议投反对票，甚至提议及时更换损害股东利益的不称职董事会成员。但无论是作为恒丰的上级持股公司的蓝天投资，还是全资控股蓝天投资的烟台国资委，对于曾经担任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国资委党委书记的制衡力量十分有限。而作为恒丰第一大股东的蓝天投资，此时不仅不会形成对以原董事长蔡国华为首的董事会内部人控制行为的有效制约，反而成为其抗衡其他股东可能提出的否定议案的可利用力量，甚至向其他股东传递出，“想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第一大股东”的信号。恒丰案例一定程度表明，大股东由于真正所有者缺位，并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经理人职能，形成公司治理真空，为内部人控制大开方便之门，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在上述“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格局形成后，恒丰接下来发生的员工持股计划丑闻、“高管私分公款案”和“股权谜踪”不仅在预料之内，而且在“情理”之中。那么，如何消除“中国式内部人控制”这一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痼疾？事实上，一段时期以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从原来的“管企业”变革为现在“管资本”就是解决发生在恒丰的“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通过上述根本性的变革，使股东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以替代由于所有者缺位形成的公司治理真空。这样，像如今发生在恒丰银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将一定程度减少，而员工持股计划丑闻、“高管私分公款案”和“股权谜踪”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从2015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低于标志相对控制权的33.3%，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未来需要更加树立股东是公司治理真正权威的意识，使股东大会围绕重要事项的投票表决成为体现不同股东意愿诉求，保护股东权益的重要平台。同时应该鼓励公司聘请比例更高的来自外部的利益中性的独立董事，让他们从专业角度提出防止中小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甚至鼓励包括险资养老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发起的接管威胁，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治理力量。 2898站长资源平台站长工具：http://www.2898.com/webtool.htm

连开13张罚单背后：运营商“低价中标”何时休？近日，某运营商对13家光通信设备供应商进行处罚，除了罚没部分保证金，扣减下次ODN产品集采评分之外，同时取消已分配但未执行的剩余份额。该运营商给出的处罚理由是这批企业所提供的ODN器件产品质量不合格。实际上，这些企业均是中标常客，但此次几乎是无一幸免。供应商的“集体沦陷”，背后的原因何在呢？可能有观点认为，设备商以次充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谋求更多的利润；但熟悉电信业招标的业内人士都清楚，这其实是“无奈之举”，更是设备商与运营商的“双输”结局。低价中标惹的祸回到处罚事件本身，产品质量出问题，厂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出现这种状况的本质原因还是低价中标，而助推这种乱象的正是运营商。在运营商很多招标项目中，价格虽然不是唯一因素，但也是决定性因素，设备厂商要想入围，就必须在商务标上做足文章，低于成本价的情况屡见不鲜。而ODN这样的产品又不像系统主设备，很难产生维保、扩容收益，几乎不存在“先圈地再收粮”的状况，低价入围之后要想赚钱，就只能是偷工减料。如果运营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较真起来，就会出现文章开头的这一幕尴尬场景，运营商鼓励低价中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又来处罚投标企业。作为采购方，运营商应该深知这类设备的市场价格，完全可以设置一个不得低于成本价的规定；在面对这些厂商的报价时，应该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哪些是正常报价，哪些是过低报价。运营商完全可以让那些价格合理，产品质量过关的企业中标，而不是按照价格进行排序。低价中标损人不利己对于这13家厂商而言，出现了这一问题，肯定会对企业的品牌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产品存在于现网中，也给宽带网络埋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对运营商自己来说，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首先，使用这些质量存在瑕疵的产品，虽然可以节约大量的CAPEX（资本性支出），但是一旦这类ODN产品出现问题其维护成本非常高，反而增加了自己的OPEX（运营支出），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同时，劣质产品势必会影响移动的宽带网络质量，进而影响用户体验。另外，对于运营商运维人员来说，无疑是噩梦。产品质量出问题，意味着网络将频繁出现问题，而这类ODN产品基本都是无源产品，维护均需上门处理，费时费力。所以说，由于低价中标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对厂商、运营商而言都是弊大于利，更是辛苦了运维人员。招标政策亟需规范如何遏制低价中标现象，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前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林中表示，这种最低价中标的模式急需改变。他提议，在集采过程中应该以质量和服务为重要参考，低于产品制造成本，甚至低于材料成本的，运营商都应加大检验力度，同时制定合法的章程和管理制度来限制这些企业。总的来说，要彻底改变集采乱象，仅仅通过处罚的方式来警醒这些厂商不能完全解决这一现象，厂商仍会进行低价投标。运营商首先应该改变自身低价中标的采购模式，通过行业协会、市场监管等共同努力进一步规范招标政策。

5G竞速：高通称美国韩国或将最先推出5G手机。今年6月份MWC，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透露，会在2019年6月份推出基于麒麟5G芯片的5G手机。而在此之前一个月，高通高级副总裁Durga Prasad Malladi透露，部分OEM厂商在加速5G商用进程，首批5G手机或在2018年年底就将推出。5G商用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运营商纷纷公布了其5G建网时间表，而手机厂商也希望能够抢先成为首个发布5G手机的厂商。在高通总部的媒体沟通会上，高通全球产品市场高级总监Mike Roberts透露，5G手机推出时间还要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市场进展，但美国和韩国或将优先中国，最先推出5G手机。美韩或将优先中国最先推出5G手机？随着今年6月份3GPP 5G NR标准SA(独立组网)方案正式完成并发布，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5G标准正式出炉，5G的商用进入冲刺阶段，商用进程在全面提速。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是何时使用上5G手机。今年5月份，高通高级副总裁杜加·普拉萨德·马拉迪（Durga Prasad Mallad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正准备在2018年（而非2019年）推出首批5G智能手机，它们的速度最高可达4Gbps，是现有4G/LTE网络的2倍或4倍。而在此之前，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诺·阿蒙(Cristiano Amon)透露，与高通合作的OEM（代工厂商）将在明年3-4月份推出具备完全5G功能的智能手机。对此，网易科技等媒体在高通总部采访中，高通全球产品市场高级总监Mike Roberts透露，5G手机推出时间还要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市场进展，但美国和韩国或将优先中国，最先推出5G手机。“无论是运营商还是手机厂商都在积极推进5G的商用，尤其是手机厂商都希望能够成为第一个推出5G手机的厂商。但从目前规划上，美韩可能更早落地5G。”Mike Roberts表示。据了解，美国运营商Verizon表示到2018年将会在三到五个市场部署商用5G服务。今年6月份上海MWCS，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透露，会在2019年6月份推出基于麒麟5G芯片的5G手机。5G手机竞争进入生死时速。根据高通透露的消息显示，包括小米、OPPO、vivo、一加在内的手机厂商都在与高通进行5G方面的合作。其中，2018年高通还和vivo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合作，共同设计将毫米波天线组和6GHz以下技术同时集成于商用终端上。高通：积极推动5G 2019年商用在5G方面，早在2016年9月，高通就发布了全球首款支持5G的调制解调器，命名为骁龙X50；2017年3月，高通宣布骁龙X50实现全频覆盖，通过单芯片就可以实现对2G/3G/4G/5G的多模功能；2017年10月，高通宣布，基于单晶片的骁龙X50 5G调制解调器已经实现了全球首个5G网络数据连接；而且还还展示了旗下首款基于骁龙X50的5G智能手机参考设计方案，这意味着在技术上实现对5G网络的支持已经不成问题。据了解，目前全球已有19家设备制造商和18家运营商计划使用高通X50基带芯片。在5G网络侧，高通表示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5G数据连接、全球首个基于3GPP R15规范的端到端5G新空口系统互通等，都来自高通和产业伙伴的合作；今年6月份，高通和大唐移动联合宣布，将基于3GPP Release 15标准合作开展3.5GHz频段上的5G新空口互操作性测试。至此，高通已与全球几乎所有主流系统设备厂商完成或正在进行5G新空口的系统互通测试。高通工程技术高级副总裁DR.Durga Malladi表示，高通在积极推动5G在2019年前成为现实。DR.Durga Malladi在高通研发中心领导5G和4G蜂窝项目，参与了5G标准制定。在技术演进方面，一般4G标准冻结后大家都开始讨论5G，今年6月份5G标准冻结，6G是否已经被谈及？DR.Durga Malladi表示，现在谈6G还谈早。“5G从一开始设计最大的挑战就是前向兼容，标准已经将5G技术应用到所有场景中，与4G相比有非常长的发展前景，所以将来5G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要具体看5G网络部署后，应用发展的情况。现在谈论6G尚早。”DR.Durga Malladi提到。

你拖后腿了吗？中国联通公布官方数据：用户月均手机流量9GB。随着4G网络的成熟和普及，人们对手机流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不过，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手机流量的价格一直高居不下，出门在外，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第一时间找WiFi热点。近年来，随着提速降费措施的进一步施行，流量价格也在逐渐降低。从去年开始，联通电信推出了大量互联网套餐，更是把流量价格直接降到了白菜价。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用户每月使用的流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最新的数据，国内手机用户月均流量已经接近4GB。今天，在联通国际合作伙伴会议上，联通总经理陆益民透露，联通用户月均手机流量已经达到了9GB。这个数据第一眼看上去比较吓人，但在高速移动网络普及的今天，这其实并不算什么。目前4G网络的下载速率理论最高值可以达到100Mbps/150Mbps，换算下来为12.5MB/s或18.5MB/s，日常使用中，实际速率一般也能达到每秒几MB，一天使用下来，流量达到几个G，并非难事。另外，联通互联网手机卡、日租卡、无限流量卡的流量资费已经相当便宜，以米粉卡或天神卡为例，每天的流量费用达到3元后，就可以享受无限流量特权，每月的高速流量有40GB，3G速率流量有60GB。联通官方还表示，现在联通基站的使用率为65%。这样看来，联通推出互联网手机卡战略的思路很清晰，与其让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的基站闲置，不如和各大互联网厂商合作，大幅降低流量资费，对竞争对手形成冲击，尝试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根据工信部和各大运营商的部署，5G网络估计会在2020年正式商用。对联通电信这两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绝地反击的还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此前工信部的给出的消息，2020年携号转网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这或许会导致移动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对联通电信而言，这也是一个新增用户的良机。

刘作虎豪言公布两大重磅消息做5G没谁比一加更合适！2018高通骁龙技术峰会第二天，一加手机创始人兼CEO刘作虎现身并进行简短主题演讲，他表示最新的骁龙855芯片是“地表最强”，一加将成为首批推出骁龙855的厂商，此外明年上半年一加手机还会在欧洲市场推出首款商用的5G手机。即将在本月中旬迎来成立五周年的一加，是目前手机行业中专注做Android旗舰的品牌，从第一代产品开始就使用骁龙800系列的旗舰级芯片，刘作虎表示这也是为什么一加手机能把骁龙旗舰芯片发挥到极致的关键。一加手机第一款产品就拥有150万的用户，截至目前，一加已跻身全球前5的安卓手机品牌（400美元以上机型）。在过去的2017年，一加实现了营收100%的增长，刘作虎称2018年的数据很快也会公布。在印度市场，一加更是高端机市场份额的No.1，2018年上半年，正是因为一加手机的存在，印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得到44%的增长，若剥离一加的数据，这项数据将是12%负增长。提到5G，刘作虎豪言“没有哪家公司比一加更适合做5G”，2019年一加将携手英国运营商EE在欧洲推出首款商用的5G手机。话说友商们听到这句话会有何感想呢？

央行正在大力整治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截至2017年1月，2016移动支付量猛增143%全国范围内摸排确认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机构239家，查处150余家，其余仍在核查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亚洲正成为全球支付行业的引擎。这是凯捷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RBS）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2016年全球支付报告》得出的结论。 4月26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连续第五年发布《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下称《报告》），梳理分析行业发展，“强监管、防风险”成为两大关键词。 《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1251.11亿笔，金额3687.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64%和6.91%。从全球可比较口径看，上一年非现金支付笔数同比增长47%，是全球平均速度的4倍。 支付牌照缩减至255家 移动支付领域，商业银行处理移动支付业务257.10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同比增长85.82%和45.59%；支付机构共处理业务970.51亿笔，金额51.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3.47%和132.29%。 尽管商业银行在业务规模上占优，但业务笔数上，支付机构是银行的3倍多。银行和支付机构笔均业务金额分别为6127.97元和525.60元，体现出支付机构小额、分散的业务定位。 经过央行注销、主动申请注销、不予续展以及续展合并等因素，支付牌照从原来的270家缩减至255家，其中互联网支付109家，移动电话支付47家。支付行业分化现象严重，年收入100亿以上的机构2家，10亿-100亿规模9家，1亿-10亿规模46家，100万-1亿规模71家，剩余机构创收能力较弱。行业人士指出，支付机构整合潮仍将继续。 加大支付领域风险整治 在4月25日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央行相关负责人提示，目前除少数排位比较靠前、口碑较好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实现盈利，其他大部分处于亏损运营状态。支付机构存在巨大资金沉淀，容易被挪用于投资。一旦发现风向不对，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可能携款潜逃。 针对行业发展参差不齐的突出情况，人民银行在2014年尝试构建支付机构风险水平评价指标，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起草评价指标体系，并邀请部分央行分支行支付结算处和非银支付机构骨干进行讨论修订，在2016年首次开展支付机构分类评级工作。依据客户备付金管理、合规与风险防范、客户权益保护、系统安全性、反洗钱措施、持续发展能力等六项监管指标和企业内部管理等自律管理指标，将支付机构分为A、B、C、D、E的5类11个级别。 评级较高的机构将在确定支付账户功能、交易限额和实名制核验手段方面给予较大支持；评级较低的机构将面临限期整改、监管谈话等措施，甚至面临停办部分或全部业务、注销支付资质等惩罚措施。在2017年初央行备付金存管通知中也明确，将评价结果作为确定支付机构集中缴存比例的依据，给合规性强、评级较高的支付机构提供更大的空间。 2016年，央行加大支付领域风险整治。支付机构过往将备付金账户分散存放，既不利于对备付金进行监测也存在被支付机构挪用的风险。对此，央行建立备付金集中存管机制，规范支付机构跨行清算行为，逐步取消备付金利息。 另一方面，央行大力整治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截至2017年1月，全国范围内摸排确认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机构239家，查处150余家，其余仍在核查中。此外，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央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排查支付业务系统敏感信息和资金安全隐患；并且加强账户实名制，加强个人支付信息安全保护和资金保护长效机制。 “网联”清算平台已于今年3月31日启动试运行，促使支付机构回归支付业务本源。 此外，2016年，个人银行账户改革进一步推进，《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 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落实个人账户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等文件陆续出台，初步形成个人账户分类管理的制度框架。改革思路坚持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区分主辅账户功能实现账户分类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表示，“严监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支付行业的常态。这也是监管在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下，对当前行业现状做出的选择。此外，支付行业集中度仍在快速提升，对比海外经验，应警惕可能存在的垄断风险。

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中国联通在2018年上半年实现了净利润232%的同比增长，而中国移动同期净利润增幅仅为4.7%。中国联通的这一增幅引发业界关注：联通的钱从哪赚来的？据15日晚间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联通实现营收1491.05亿元，同比增长7.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达到26亿元，同比增长232%。资料图：中国联通 中新经纬 王潮 摄财报显示，联通上半年营收主要来源于服务收入，六个月累计实现的服务收入达1344.2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非语音业务收入累计实现1104.2亿元，同比增长14.8%，且非语音业务收入占服务收入的比例也进一步提高，从去年同期的77.5%提升到了82.1%。成本方面，主要有两项费用下降得比较明显。其一，中国联通上半年在终端补贴上的花费是3.8亿元，同比下降了52.3%；其二，财务费用(抵减利息收入)为2.1亿元，同比减少22.2亿元。联通现金流状况也有所改善。半年报显示，中国联通在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09.1亿元，同比增长9.1%。资产负债率则从去年年底的46.8%降至43.8%。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中国联通在2018年上半年的移动出账用户净增了1786万户，移动出账用户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为47.9元，与去年全年基本保持平稳。从半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出，收入的增长、成本费用的下降，均是影响中国联通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上升的因素。而从ARPU这项指标来看，尚不能判断中国联通是否存在“涨价”现象。北京联通用户小张向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表示，她于两年前在北京联通办理了每月单价为136元的通信套餐，包含2G全国通用流量包以及免费通话时长等内容。参加“预存话费返现”的活动后，从办理该套餐开始的两年时间内，北京联通还向她的手机账号每月返还50元话费，每月的话费为86元。而返现活动失效后，她每月的话费又涨回了136元，不过套餐中包含的流量却增加到了10G，因此她并未退订该套餐。在提速降费背景下，中国联通的这种“变通”或许正是维持收入增长的秘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梁张华分析称，电信行业的增长主要靠两大因素拉动：用户规模和ARPU。在流量经营已成为电信运营商增收的主要抓手、用户规模增长已接近天花板等背景下，本轮提速降费无疑将使电信运营商的业绩增长前景承受较大压力。不过，电信运营商仍可望通过“宽带提速不提价”“移动套餐加量不加价”等举措尽量保持用户的ARPU值不发生大幅下降。对于上半年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中国联通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公司在上半年全面推进了与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以低成本和薄补贴的发展模式有效触达新用户，4G用户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也受此带动。不过，电信分析师马继华向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表示，上半年混改对中国联通的影响还不显著，混改效果还需要观察。在马继华看来，中国联通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的暴增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增收节支的举措见到了效果，其二是基期数值比较低。中国联通去年的中期业绩报显示，去年上半年，其净利润仅有7.8亿元，与今年上半年的26亿元相比，绝对值相差仅18.2亿元，与之相比，中国移动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656亿元。对于提速降费与中国联通净利润的上涨是否矛盾这一问题，马继华称：提速降费肯定会影响运营商单位收益，但可以提高用户使用量，联通也可以借此发展用户，总体来说对联通正面影响更大。

移动的担忧：全网通对中国移动有何不利？在3G时代，由于中国电信CDMA下载速度较慢，而且其芯片、专利费昂贵，导致手机价格较高，一般来说当时推出的千元智能手机支持CDMA的都要比支持联通和移动的3G手机贵100元左右，而中国联通的3G网络覆盖差其截止到2013年的3G基站大约在40万左右而中国移动拥有过百万基站，于是中国移动凭借着覆盖优秀的2G网络硬是扛过了3G时代，最终从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的净增用户数为3亿、1.58亿、1.48亿。 进入4G时代，中国移动目前的4G网络依然是最优秀的，但是网络下载、上传速度却较联通电信的低，在理论上LTE-FDD单载波的上传、下载速度分别为50Mpbs、150Mbps，TD-LTE单载波的上传、下载速度为50Mbps、100Mbps，为缩短差距中国移动要求终端厂商支持LTE Cat7技术，即是上传和下载都支持双载波技术以缩短与联通电信的差距。 如今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网络覆盖缩短与中国移动的差距，特别是电信有可能在覆盖方面超越的情况下给移动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不过由于CDMA尚未退网这就要求支持中国电信的4G手机需要支持全网通导致成本较高，如果中国移动的用户普遍人手一部全网通双卡手机他们就有可能在使用中国移动的服务同时尝试使用电信或联通的服务。 为了赢得客户的支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如今在价格方面也较中国移动更优惠，广州联通就推出了日租卡其资费为月租6元来电显示费每天按1元收500M流量费这较笔者用到的中国移动10元1G7天有效便宜的多，中国电信也在跟随推出优惠的流量资费，这给移动以极大的压力，如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觉到联通和电信的在覆盖难点地区拥有更好的覆盖，加上无线速度稳定性、上网体验等优势将有可能导致中国移动用户出现流失。 事实上由于中国移动的4G用户急剧增加5亿，在人口密集的一线城市其无线上网速度已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正迫使它加强一线城市的4G基站建设以保证，但是由于人口密集城市的基站本已相当拥挤增加基站数量必然又导致基站间干扰增加同样影响上网体验，而且这样的做法给中国移动的网络优化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中国移动当然明白自己的弱点，眼下正积极推动VOLTE的商用，将语音通话转到4G网络，以将2G网络使用的900MHz频段腾出来，它在900MHz频段上拥有最款的频段，即使无法等到全部2G用户迁移到4G网络也可以腾出部分拥有4G甚至未来的5G，从中国移动提出的明年开始进行5G网络测试来看笔者认为它更可能将900MHz优质频段用于5G。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移动担心推多模多频全网通制式终端了，那有可能会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做嫁衣裳，考虑到其占有中国手机市场份额近六成以及全网通终端的成本较高的因素，终端企业其实也更愿意推出非全网通产品，这从国内手机市场大部分都是非全网通手机可以看出来，因此短期内它的优势还不可动摇，而再过两年时间5G将可能步入商用，它当然希望回归全球标准这也正是它积极推动全球5G标准统一的动力，当然所谓的全球5G统一标准就是欧洲标准了。 2898站长资源平台资讯-移动业界：yd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