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出现了抢红包要缴税的消息，究竟抢红包需不需要交税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官方的说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将部分原按“其他所得”征税的项目调整为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征税，偶然所得适用税率为20%，与原“其他所得”税率相同，纳税人的税负保持不变。调整为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征税的，包括网络红包吗？《公告》指出，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具体来说，近年来，不少企业通过发放“网络红包”开展促销业务，网络红包成为一种常见的营销方式。“网络红包”既包括现金网络红包，也包括各类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非现金网络红包。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规定，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以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等情形，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未改变财税〔2011〕50号文件关于礼品的征免税规定。从性质上看，企业发放的网络红包，也属于《公告》所指礼品的一种形式，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政策操作口径，便于征纳双方执行，《公告》明确礼品的范围包括网络红包，网络红包的征免税政策按照《公告》规定的礼品税收政策执行，即：企业发放的具有中奖性质的网络红包，获奖个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具有销售折扣或折让性质的网络红包，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说明的是，《公告》所指“网络红包”，仅包括企业向个人发放的网络红包，不包括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网络红包。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不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之内。

前段时间，一位奔驰维权女车主因维权一事引起关注，不过随后又爆出该女车主因为其公司诈骗等被调查，近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调查结果。7月15日，上海闵行警方通报称：未发现上海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某、股东黄某某、监事薛某某在运营、管理公司“守艺人”项目中，有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况；同时，在调查中未发现上海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项目供应商及商户财、物行为。因此，未予立案。当晚，薛某某回应：“这个没完没了的网络口水战，终于有了一个公义的判罚。”身陷“上海竞集”舆情旋涡4月19日，有媒体报道，2018年6月，一家名为“竞集守艺人”的美食广场在上海市闵行区爱琴海购物公园开业。工商资料显示，该广场由上海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多个可靠信源向该媒体证实，奔驰女车主W女士系该公司监事，而在奔驰维权事件中多次受访的、自称W女士家属的男子徐某系该公司最终受益人。据催债者们统计，上海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拖欠了约20家商户或供应商至少575万元。当时，奔驰维权女车主表示，请网上发帖的那些人实名站出来，比一直来询问她有意义；如果是真的，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隐私，他们这种行为对吗？如果他们一定要讨个说法，可以请他们实名发吗?同时，她也请求大家别再炒作，该维权维权，该起诉起诉，给社会留下一个难得的维权标杆。“都想探听一个八卦，可是谁来保证我的安全?”奔驰女车主说，奔驰维权这件事让她太累了，最近她已经进入休息状态，希望得到理解。

这两天“陕西女生遭老师辱骂录音取证”的事件引发全国网友热议大家都在关注此事最终处理结果今天，《都市热线》全媒体记者在商洛了解到目前，此事已有了处理结果最新情况今天19点25分，商洛市商州区科教体局公布了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商州区科教体局严肃处理失德失范涉事教师7月14日晚，商州区科教体局召开局班子会议，落实当日上午区委、区政府紧急会议要求，研究对商丹高新中学教师王某辱骂学生事件处理决定。根据区科教体局联合调查组的调查事实，依据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规定，经研究，给予王某记过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同时，学校校长表示，涉事的王老师在他们学校工作两年了，工作挺努力，之前评选为优秀教师就是因为业绩优秀，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很吃惊和气愤。事件回顾7月12日，我们《都市热线》报道了“陕西省商洛市初一女生婷婷频遭班主任老师辱骂”一事婷婷（化名）：“X人、二X、瓷X、不要X，他每次都逼着说，你下学期不要来， 你要是再来的话，我就把你捏死在教室，只要你能承受得了。”婷婷的班主任王老师，并不认同辱骂一说，称“咱们都是有素质的人”。针对此事，商丹高新学校的政教处老师的回应也是亮了！涉事的其他相关管理、监督人员处理，待区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将依纪依法做出严肃处理。与此同时，今天上午，商洛市、商州区科教体局发布通报，经调查组初步调查，辱骂情况属实，并认定该事件是一起典型的严重违反师德师风事件，背离了“为人师表”的职业操守，忘记了“教书育人”的根本初心，其做法是错误的，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令人愤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事件发生后学校部分管理者表现出态度上的冷漠、认识上的模糊、行动上的迟缓。会议决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全面彻底调查事件，对该事件决不包庇，决不纵容，决不姑息。同时，区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带领区科教体局主要负责人、商丹高新学校班子成员及涉事教师本人登门向学生及家长承认错误，诚挚道歉，并为受伤害的学生提供校内转班、区内转校、专业人员心理疏导等多种办法，尽力抚慰受伤的心灵。涉事老师向孩子和家属当面道歉今天下午13：00左右，商州区主管教育的赵副区长带领商丹高新学校校长和涉事教师本人，向当事学生及其家长承认错误，并进行了道歉。涉事老师王老师：“在管理上是我错了，我向你真诚地道一声'对不起'，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需要什么帮助，我一定竭尽所能，让你如愿以偿，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当事学生婷婷和家属都表示，接受道歉，并原谅老师。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就在两岸关系日益紧绷的敏感时刻，12名上海“仟和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台籍证券分析师被上海警方传讯的消息引发岛内关注。据台湾《旺报》14日报道，台湾陆委会13日证实，台“警政署刑事局”已向大陆联系窗口证实，有12名台籍分析师遭上海警方传讯，其中9名已被保释，3名以“非法经营罪”拘留。报道称，此次被传讯的分析师，许多在台湾知名度相当高。据悉，“仟和亿”的最大股东是备受争议的股市分析师廖英强。2018年5月，廖英强因操纵市场、非法获取巨额私利，被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处以人民币1.29亿元罚款。《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仟和亿”的应用程序“爱操盘”被指控向投资者推荐股票而导致其损失，他们宣称能够帮股民抓住涨停股。据了解，该公司并没有销售此类软件的资质。13日，多家台媒赴上海“仟和亿”实地查访，员工对于台籍分析师遭传讯一事大多闭口不谈。台《经济日报》称，大陆去年2月底发布规定，“在台湾已获取相应资格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证券、期货、基金从业资格时，只需通过大陆法律法规考试，无需参加专业知识考试”。不过，大多数到大陆发展的台湾股市分析师都没有取得大陆证照。有匿名岛内业内人士称，近年大陆股市逐步上轨道，官方监管也越来越严。《经济日报》称，大陆对于从事证券、期货、保险等行业是有资质要求的，如果没有资质而从事相关工作，将有非法经营罪的嫌疑;若涉及“老鼠仓”恐被以内幕交易罪论处，最重将面临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联合报》14日称，若非握有充足证据，相信上海公安绝不会贸然行动，况且同时被刑拘的还有3名大陆分析师。但台湾很多人对此事的直觉反应是“两岸关系紧绷的问题”，“让台湾也以扭曲的心态看待两岸事务，无疑是台湾的另一种悲哀”。(余潞)

在浙江淳安租房约两周，租客梁某华、谢某芳以“去上海参加婚礼”“长得可爱适合当花童”为由，把房东家9岁女童章子欣带走。3天后，章家人再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他们的行动轨迹显示，3人没有去上海，而是一路南下，去了福建漳州、广东汕头，后又回了浙江宁波。7月8日0时许，梁某华、谢某芳在宁波东钱湖跳湖自杀。监控视频显示，两人挽手走向湖里，走向深水区，直到被水淹没。据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称，看到遗体时发现，两人的身体被衣服绑在一起。被带走的章子欣又去了哪里？经全力寻找，13日12时许，宁波象山石浦海域海面上，一具漂浮遗体经打捞上岸确定。后经鉴定，其身份系章子欣。户籍显示，43岁的梁某华是广东茂名市化州市官桥镇六堆村大墩坡村人，45岁的谢某芳是化州市平定镇平山村塘岸村人。两村相距约60公里，均离市区较远。7月12～1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梁、谢两人的老家走访发现，两人有着极其相近且同样失意的人生轨迹，均早年感情不顺，在村内欠债未还，且已多年没有回村了。两人的亲属均表示，早已和梁某华、谢某芳失去联系，连电话号码都没有，两人连至亲过世都没回家奔丧。在众多亲属、当地村民眼里，梁某华、谢某芳像是“不存在的人”，如果不是这次出事，很多人都快忘了他们。据当地村民介绍，2004年前后，梁某华离村，一直未回过村，留下一子一女，由其父母抚养。一家人曾住在砖房里，该处房屋现如今已废弃，荒草丛生。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不平静的村庄7月8日，彭正春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宁波的一位民警，说梁某华出事了，让赶快联系其家人。彭正春是化州市官桥镇六堆村人，已经当了村里15年的村支书。他回想一番，才模糊记得，梁某华是六堆村下辖自然村大墩坡村人，已有十多年没有回村。六堆村距离化州市区约16公里，人口3000多人。和多数乡村相似，六堆村的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守村内的多是老人、小孩，多数村民家住上了楼房。彭正春说，他们这里民风淳朴，多年来一直没发生什么事。翻找通讯录，彭正春没有找到梁某华大哥的电话，通过路过的大墩坡村民，才把消息传到了梁某华家人的耳中。大墩坡村是个很小的自然村，只有10多户，100多人。多位村民介绍说，在兄弟姐妹5人中，梁某华最小，2个姐姐早已外嫁，大哥和二哥在村内盖有并排的2层楼房，其中二哥长年在佛山打工，只有大哥一家在村内居住。自7月8日起，村庄独有的宁静被打破。面对询问相关情况的人，大墩坡村民有些抵触，多数以不清楚回避。一位知情村民透露，梁某华的家人跟他们打了招呼，让大家不要乱说，尤其是不能让梁某华80多岁的母亲听到了。彭正春表示，梁某华的母亲80多岁了，前不久才住院回家。怕老人接受不了，村民们形成默契，还瞒着老人。来访的记者也形成默契，都没有去打扰老人。“政府（的人）、公安、记者都来过了，该说的都说了。”梁某华的一位亲属说。同样是7月8日，距离六堆村约60公里外，化州市平定镇平山村塘岸村，做建筑工的谢树（化名）回家听到妻子说：接到了通知，小妹谢某芳没了，让去派出所认人。文化程度不高，谢树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只说“很复杂”。看到民警提供的照片，他认得那张脸，的确是和他们失联数年的小妹。平山村位于化州市西北部，距离市区有70余公里。当地村民介绍说，平山村有数千人，下辖的塘岸村较小，有300多人。谢某芳的父母均已过世，她有5个哥哥，大哥谢树一家在村内生活，其他4个哥哥在外工作或务工。几天来，谢树显得无措又疲惫。由于心理压力大，谢树有点头晕，吃东西想吐，7月14日还找医生开了点药。失意的婚姻与情感巧合的是，梁某华、谢某芳的早年人生经历，极其相近。外界对于梁某华早年情况的了解，多来自六堆村的村干部。多位六堆村村干部表示，他们都对梁某华没什么印象，事发后村民们一起回忆、交流，才勾勒出关于梁某华的模糊印象。梁某华小学文化，早年在村务农，一度在村内养鸡，并欠了钱。梁某华和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后夫妻感情不和而离婚。村民们都听说过的一个细节是，在一次吵架中，梁某华的前妻直接把结婚证烧了。2004年前后，梁某华离村，和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对整个家庭不管不顾。离村那年，梁某华约27岁。留下的两个小孩，由其父母抚养长大，目前女儿已外出打工，儿子刚初三毕业。梁某华的一位亲属也证实，梁某华曾在村内养过鸡，有欠债，10多年来都没有回村，他们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村支书彭正春说，梁某华有近16年没有回来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七八年前，父亲过世，他都没回来的。”和梁某华一样，谢某芳的早年人生也不如意。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5个哥哥，父亲早年过世，一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土房里。大哥谢树说，谢某芳小学文化，后外出打工，最初还是乖巧的女孩，会寄钱回家，过年都会回家住几天，见到村里人都会打招呼。多位塘岸村村民也表示，小时候的谢某芳，不是一个闹事的孩子。在谢树的印象中，谢某芳的转变，开始于她的恋爱。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她不到20岁。根据当地村民讲述，在遇到梁某华之前，谢某芳至少有两段恋情，均有同居一起生活，但最后都分手了。谢树也证实，此前，谢某芳谈的两个男友，都是平定本地人，其中和第二个男友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谢某芳的两段恋情为何无疾而终？据红星新闻报道，谢某芳的初恋男友称，他们分手是因为恋情遭到谢家人的强烈反对。谢树则回应说，他并不清楚分手的原因。开始谈恋爱后，谢树发现，谢某芳变了，她越来越少回家，有时连过年都不回，和几个哥哥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谢某芳的三哥早年在珠三角种菜卖，赚了一些钱，有意向买房。谢某芳称，她有熟人，可以帮三哥在镇上买房，便从三哥手上拿走了30多万元，最后房没有看到，钱也没了踪影。谢树说，这是三弟打工数年的积蓄，一下子全没了，几乎改变三弟一家的命运。如今，三弟在广州做路政工人，一家人在广州租房住，至今都没钱在村里盖楼房。得知谢某芳出事，三弟一度还不信，最后也没说责怪她的话。据当地村民透露，2005年前后，经谢某芳的堂姐介绍，谢某芳和梁某华的相识，后相恋同居在一起。谢某芳的一位亲属也表示，谢某芳多在珠三角地区打工，她的堂姐早年在东莞做小生意；梁某华、谢某芳在一起十多年，没有子女，也没有结婚。谢树记得，有一次，谢某芳带梁某华以及他的女儿、儿子一起返村，还特意把他们介绍给母亲看。据谢树介绍，2012年前后，谢某芳的母亲中风，病情危重，许久未回来的谢某芳终于回家了，她有点长胖了，脸型跟现如今相似。她跟几个哥哥说，她搞了两支美国的“金水”，打进去母亲的病就好了，但每个哥哥每人都出5000元，五个哥哥都不信，认为这又是在骗钱，没有给她钱。这让谢某芳相当气愤，她住一晚就离开了，自此再也没回过村。一年后，母亲病逝，哥哥给谢某芳打电话，让她回来。电话里，谢某芳跟哥哥吵了起来，并责怪几个哥哥，说当初母亲救命的钱舍不得掏，她再也不管家里的事。谢某芳有五个哥哥，早年一家人住在破旧的土房里，家庭较为困难。之后，四个哥哥陆续在村里盖了楼房。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不负责任的人梁某华、谢某芳的亲属以及当地村民均表示，自从二人离村后，就断了联系，没再见过他们，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做什么工作、经历过哪些。化州位于广东西部，这里的青壮年多去珠三角地区务工。谢某芳的一位亲属分析认为，这些年，梁、谢两人应该还是在珠三角地区活动。梁、谢两人是何性格的人，亲属、村民的印象也很模糊。梁某华的一位哥哥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梁某华比较倔强，脾气有些暴躁，但心地不坏，“不是那么容易自杀的人。”谢某芳的一位亲属也表示，谢某芳脾气大，有点喜欢炫耀，爱面子。梁某华似乎也喜欢炫耀，其微信头像是一辆豪车的照片。梁某华离村后，其子女由父母抚养，大哥、二哥尽力帮衬。事发后，在佛山打工的二哥带着自己的儿子、梁某华的16岁儿子等三人一起去了浙江。据南方都市报报道，7月10日11时，在殡仪馆见到阔别十多年的父亲，梁某华的儿子说，“爷爷去世时他也没回来，对他有一点陌生。”谢树的儿子谢梁（化名）读高中，他对谢某芳这个小姑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记得她瘦一点的样子。事发后，谢梁不停地用手机刷相关信息，希望了解更多的事实。他直言，和谢某芳没什么感情，看了她和梁某华的一些人生经历后，认为他们都是“不负责任的人”，并感慨道：“什么样的人就找什么的样的人”。梁某华、谢某芳为什么要带走章子欣？为什么要自杀？在离村的数年里，他们有何人生境遇？仍有太多的疑团未解开。一些迹象也标明，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梁某华、谢某芳有些异常。梁某华的抖音账号所发布的短视频显示，今年3月初到6月中旬，他们马不停蹄、一站接一站地游玩了大半个中国。另据界面新闻报道，在多个网贷信用平台查询发现，梁某华的身份证信息在3个月内关联多个网贷平台的申请信息，其生前疑有多起网络借贷行为。在梁某华的QQ空间，有多张“三山国王”的神像照片。不少网友据此猜测，梁某华、谢某芳的行为可能和邪教有关。公开资料显示，“三山国王”是粤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六堆村、平山村多位村民表示，他们当地不信“三山国王”，第一次看到相关照片时，都不认识。对于“阴婚”的传言，多位当地村民也明确表示，当地没有此陋习。六堆村、平山村，两个和事件相关联的粤西村庄，议论纷纷。多位村民说，他们也想不通，也想知道真相。六堆村村支书彭正春说，大家都很关注该事件，7月10日，浙江有民警来村里，了解梁某华的一些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在离村前，梁某华没有案底，不信邪教，是一个正常人。谢树也说，事发后，他们5兄弟、谢某芳的2个前男友，都有被公安叫去做笔录。在事发前，他们知道谢某芳和梁某华在一起，但从未听说他俩有干过出格的事。7月14日晚，浙江省公安厅微信公众号“民生66”发布的信息显示，根据现有证据，该案基本排除拐骗拐卖。经调查，未发现梁、谢二人有参与非法宗教组织等情形。种种迹象反映出两人有携章子欣一起自杀的动机。根据调查，近半年以来，梁、谢二人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轻生厌世倾向。两人诈骗行为持续多年，继续实施诈骗维持日常开销的状况已越来越难以为继，自杀前其银行卡余额加现金仅剩31.7元。仅今年4月以来，两人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各大景点游玩，其携带的箱包、衣物或送人或丢弃，随身行李越来越少。警方通报认为，综合情况表明，两人离世想法产生已久。

“举双手双脚赞成！”江苏省最近发布文件，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探索在本省有条件的地区实施“2.5天小长假”政策措施，引发网友热议。目前，已有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西、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10多个省份出台了鼓励2.5天休假的意见。话题“10余省份鼓励2.5天休假”随之登上热搜榜。有人认为每周休小长假的确有广泛需求，尽管尚未落地，但这种探索值得鼓励。也有人质疑政策落地的可能性，“把双休完善了就烧高香了”。一7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实施意见》，促进十大领域消费。其中，探索“2.5天小长假”成为舆论焦点。“真的吗？巨开心！”“太棒了，我要休息！”有网友表示，现在工作压力大，加班熬夜现象严重，非常需要时间释压和调整状态。对比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网友的感受更深。“烦死了，老放假！”小王此前在新加坡工作，属于弹性工时，平均每周休息2.5天，且享有14天带薪年假，各种民族宗教节日还有假，遇到周末还会顺延。如今，她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时常连双休都无法得到保障。“我为什么要回来啊？！”阿睿在西班牙留学时，看到大部分当地人每周休2天，每天上班4~5个小时，十分轻松。而她回国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每周休1天，每天不定时加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以“一周工作5天、并有10年工龄”的企业员工为样本，发布的一份各国“带薪假期”时间长短的排行榜显示，巴西和立陶宛以41天位居榜首，中国以21天排名最后一位。人社部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带薪假落实率约为50%。其中，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落实较差。“我从来没休过年假，活都是你的，你休了谁来干？”一位工龄超过20年的私企员工说道。休假少，加上“5+2”、“白+黑”、“996”等加班模式，我国职工的工作时长一直过高。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指出，2018年我国人均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2.5天小长假”呼之欲出，许多人表示期待，认为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无论鼓励错峰休假还是弹性休息，都应该多听一听民意。二实质上，每周享受2.5天休假的呼声一直很高，目前已有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西、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10多个省份出台了鼓励意见。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发现，这些政策多未真正执行。以浙江为例。2016年，浙江省政府出台《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把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纳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重要工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依法优化调整作息安排，为职工将周五下午和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我现在每周休2天”，在浙江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小黎无奈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领导带头加班，但没有加班费只允许调休，可屁股后面追着一堆事情，我根本没有时间调休。”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梦想很好，现实骨感。”甘肃兰州一位事业单位职工称，自己每周最多休息一天半，工作任务重时只能休半天。另一位市民则表示，目前自己每周休2天，但这是在没有各种杂事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有时单休，有时双休。”数位在广东各地工作的市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并没有享受到每周2.5天的假期。以上省份出台的政策只是鼓励性质，有地方已正式实行。据中国新闻网此前报道，自2016年4月1日起，山西省晋中市、江西省吉安市开始正式实行2.5天休假模式，这两地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可享有两次周五下午调休安排。不过，晋中一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从未听闻此事。另有职工称，“是发过这样的通知，但没有具体执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接到上级下发的文件说休2.5天，《劳动法》也没有修改这个。”江西吉安市劳动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说。三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意见》发出后，多地陆续出台相关文件，鼓励实施2.5天休假。其目的都在于促进旅游，拉动消费。多位职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休半天对自己影响较大，如能实行，将利用假期进行日常短途旅行，“不用赶在小长假人挤人了”。“目前假期严重不足。”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后形成了出游需求的堰塞湖，“现在需要泄洪了，每周休2.5天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假期的需求”。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也表示，设置和实施2.5天小长假就是回归工作的本质，并能让国民增加更多外出旅游休闲的时间选择，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但大部分网友认为，政策实施可能性不大，或许终将是纸上福利。“员工乐意，老板不乐意啊”“能给我休0.5天就不错了”。刘思敏也表示对此不乐观，“落实不了，少干活多拿钱是不可能的。写进《劳动法》的带薪休假都没有真正实施，何况这是鼓励，没有处罚措施。”此外，即使真正实施了，也只是国企和机关单位才能享受到。因为假期短，除了周边旅游，对发展旅游业用处不大。“没用，我们私企看绩效，没完成任务你下得了班吗？”背着房贷的小阳坦言：“我不要假，我要钱。”另一名事业单位职工也持观望态度，认为在工作量保持不变甚至越来越重的前提下，法定节假日，并不一定是实际的节假日。还有网友质疑该制度的合理性，“大多数人都是工作日上班，去机关单位办事的话又要请假又要扣钱，连医院周末都很少专家号。他们才应该是周末工作，平时调休。”如何才能让假期落实到位，每一位职工都能享受到？熊思东建议，可将2.5天小长假以条例化、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明确，并且全国推行。并且，地方政府要加强落实监督，而对一些确实无法享受2.5天小长假的员工，也应当进一步完善补偿机制。但刘思敏认为，这无法强制。“增加黄金周才是解决之道。立法的话执法成本很高，没办法形成监督。”

据四川省阿坝州委外宣办官方微博7月11日晚间通报，7月11日14时5分，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一辆旅游大巴车被山上滚落的飞石击中，目前，事件已造成8人死亡，16人受伤。据悉，该客车核载人数37人，实载30人(包括驾驶员)。今日稍早的通报显示，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晚间通报称，已在巨石下找到4名失联乘客，4人均无生命体征，确认死亡，另1名受伤人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件已造成8人死亡，16人受伤。通报称，事发后，阿坝州立即成立“7.11”松潘县岷江乡飞石击中旅游大巴车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医疗救助组、现场搜救组、事故调查组、综合组、善后组、后勤保障组等，相关工作正在有力有序的开展。省应急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旅厅等部门已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工作。

最近，小牛电动首席执行官李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智能电动滑板车是城市交通的未来。 李岩说，由于许多城市的交通非常拥挤，汽车的平均速度约为每小时15公里。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高峰时段乘地铁改善交通状况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接受香港外国媒体采访时，他说：“当我们研究城市出行问题时，根据相关数据，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以独立的方式在城市旅行。我们正在为他们寻找最好的交通工具。旅游工具 ，汽车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生产由锂离子电池供电的两轮电动滑板车，并提供应用的实时遥测数据，包括位置，车辆状态，行驶历史和动力统计。 该公司的产品是坐式电动滑板车。 这种类型的产品最初是由Piaggio的Vespa电动滑板车品牌创造并制造的。 它是由旧金山等城市日益流行的常备电动滑板车组成的。 形成鲜明对比。 李说，这个城市的人通常行驶大约10公里，他说这使他的电动滑板车成为汽车的更好替代品。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中国采取了各种促进政策和补贴。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5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18年底，全球两轮电动车库存约为2.6亿辆。 据该机构称，大部分股票都在中国。 报告称，“中国的两轮电动车市场每年销售量达数千万，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数百倍。” 李说，截至2019年3月31日，小牛电器在全球售出超过71万辆电动滑板车，总行驶距离约为30亿公里。 该公司收集了约85TB的乘坐数据，以研究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电动滑板车，包括他们如何为电池充电。 与此同时，投资者并不完全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今年，该公司的股价已下跌超过14％。 李岩表示，股价下跌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市场状况。 “谈论股票价格总是很难。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为股东创造价值。“ “我们正在解决人们的基本需求，这是城市出行的问题。” 李补充说：“城里人需要更好的通勤。”

今年年初，恒大大动作不断，投资收购多家新能源相关企业，众所周知许家印一直有造车梦，不过有资料显示，除了许家印，还有一些房企也正在入局新能源。4年不下十家地产商进入汽车行业地产商对汽车业有多“热情”？全媒体记者据公开资料统计留意到，从2015年绿地集团花费15.5亿元收购中国知名汽车经销商集团润东集团30%股权起，至今已有10家地产商入局“汽车圈”，包括恒大、万达、绿地、宝能、福利、大名城等，阵容可谓“豪华”。这些地产商在汽车产业的“涉猎”范围主要是：整车制造、动力电池、新能源产业基地/产业园以及汽车经销商渠道领域。原来，想要造车的地产大佬不只是恒大的许家印。在近两三年的新造车企业中，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近4年间已有不下10家地产商入局汽车圈，计划投资总额近4000亿元！其中动静最大的莫过于宝能集团和恒大集团，前者2017年~2018年间投资逾600亿元控股观致汽车、规划新能源产业园方面，2019年宝能再次增持观致汽车的股份，达到63%；至于恒大也是在造车上频频出手，成立恒大新能源汽车后一路豪气地“买买买”，近期又在沈阳等地投资千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基地，未来预计投入金额综合达3000亿元以上。而地产商碧桂园，也宣布建设新能源汽车小镇。相对前者，富力与华泰的“牵手”则有点让人难以捉摸，在公告中，参股华泰汽车被称为是富力集团的一次战略转型升级。然而这次合作富力到底投资多少金额、占股多少比例，并没有同时向外界宣布。毕竟此前华泰曾频繁爆出欠薪和停工等消息，甚至因为销量作假而被中汽协剔除了名单，已被汽车业内看作“淘汰边缘”的车企。此时，富力入局能否拯救华泰？在双方公开合作细节之前，业内难以判断。地产“前辈”在车圈发展不易积累了雄厚资本的地产商入局汽车产业，甚至已经风风火火造起了汽车，但是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先看“前辈们”。绿地集团2015年花了15.5亿元投资润东汽车集团，润东2016年仍在“中国百强经销商集团”中排名第20名，2019年直接出局，没有出现在百强榜单中。今年4月，润东直接以34亿人民币转让出售56家4S店。2017年高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入股造车新车企合众新能源成为最大股东的华夏幸福集团，未见到成果已萌生退意。资料显示，合众新能源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2月即由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变更为合众新能源创始人方运舟，在这背后，是多次传出的华夏幸福在造车事业上将“采取战略性收缩”。宝能集团呢？入股3年，宝能集团对观致汽车的控制力在持续增加，但3年以来新车稀缺，在销量下跌八成后，观致汽车至今仍深陷危机之中。当然对于宝能来说，控股观致后拥有了造车业务，可以与自家旗下的汽车零部件、物业住宅、金融、物流运输等板块产生协同效应，也许这才是宝能要下的一步重要落子。当下声响最大的恒大集团，计划用3~5年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近期首款车型下线，预计最快在2020年实现量产，但这款车型暂未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竞争 也有车企涉足房地产耐人寻味的是，当地产商在跨界造车时，也有不少车企反过来涉足地产。全媒体记者留意到，势头迅猛的新造车企业小鹏汽车，今年5月17日成立了肇庆鲲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前，重庆力帆置业作为力帆汽车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休闲度假等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车企提出了汽车生态小镇想法，也成为车企的新投资方向。如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重点规划“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生态小镇”三大核心区；一汽红旗和北汽集团也相继投资了自己的汽车特色小镇，将工厂、汽车自驾与生活小镇融合，实现工业、生态旅游和公园住宅等多管齐下的经营目的。可以说，地产业与汽车业，一直都是“难舍难分”。市场观察：无论如何，新一波造车大潮中，以恒大、宝能、富力、华夏幸福、碧桂园等为代表的地产商“大鳄”们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造车新力量。只不过造车有一定门槛，外行入局要打通技术、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的难度不容小觑。不过，汽车产业的红利依然让地产商甘于迎难而上。对于房地产商来说，行业天花板正逐渐见顶，依靠正处于红利风口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来进行产业布局，不失为一个曲线转型谋生的好路子。不过，地产大鳄们能否适应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真正沉下心，让人拭目以待。

我国结婚率创近十年新低，适婚人口减少，“个人主义”盛行，晚婚或不婚人数增加—— 年轻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婚姻观，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结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这届年轻人怎么了？从事30多年人口学研究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与此同时，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房价高企、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年轻一代“独性”更强等原因，也都成为年轻人结婚路上的“绊脚石”。越来越晚——初婚年龄创史上新高北大博士学历、身高1米72、在高校任教，于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女”。可随着她的年龄迈过30岁直逼35岁，她明显注意到父母对女儿的自豪感开始持续下降。他们发动一切关系给家里这个“黄金剩女”安排相亲。晓楠苦笑着说，“可能爸妈觉得好不容易攥了一手好牌，却要砸在手里了。”在高校里，大龄未婚女青年并不少见，很多人经历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求学路，当终于走上了很多人羡慕的“人生巅峰”后，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同行者所剩不多。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吧，要爱读书吧。”她自己家境不错，父母已经给她买了车，准备了房子，甚至发话说，“如果男孩子对你好，房子车子都可以不要”。但晓楠觉得婚姻应该要势均力敌，“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要差不多，这样彼此心里都不会失衡，两个人的三观也不会差距太大”。“人们都觉得高校里人才济济，但我入职后发现，其实很多优秀的男老师早就‘名草有主’了。”于晓楠经历了多次相亲后发现，虽然看上去学历高、工作也体面，但因为年龄偏大、自身要求也较高，加之交际圈很小，在高校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原新说，最新统计全国平均初婚年龄25～26岁左右，其中城市达到26～27岁，农村大约在25岁。从全国来看，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24岁～30岁之间，这部分人出生于1989年～1995年，而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数本身就较前几年在减少，“结婚的人少了自然结婚率就下降了，这是一个基本原因”。上海市妇联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据江苏省民政厅去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现在高校中，本科、硕士学历的女性已经占一半左右，博士阶段女性占比接近40%。”原新说，推迟婚龄、晚婚晚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两年，团天津市委推出服务青年婚恋交友的品牌活动——“青春有约 津彩团缘”，场场火爆。团天津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保护部部长张静华说，每次网络报名启动后，入场券就被一抢而空。总有没报上名的家长主动给他打来电话，请求把自家孩子塞进去，“多数都是学历高、收入高，同时年龄也高的‘三高’女青年”。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1990年，30～35岁的女性中，未婚只占0.6%，而到今天，未婚占到7%；而35～40岁的女性未婚占比则从0.3%增长到4%左右，“都增加了10倍以上”。近日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修改婚姻法，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以此来挽救持续走低的结婚率。原新认为，这种做法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目前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大学期间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即可结婚生子，但现实情况是，作出这样选择的人依旧是极少数。主动“剩”下——“独性很强”的年轻人1981年出生的刘豪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剩男”。刘豪家境殷实，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区拥有3套房产，其中两套是“一位难求”年年看涨的“顶级”学区房。他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天天健身，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完美身材。刘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温柔的性格、和谐的家庭。“听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我给他介绍3个女孩，都无疾而终。”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女孩就开始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刘豪觉得要么就是对自己没兴趣，要么就是没什么礼貌，顿时没了好感，相亲现场变成了两个人面对面玩手机。跟第二个女孩见面后，双方都跟介绍人表示对彼此有好感，互留微信继续联系。结果，那个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让刘豪抓狂，“有时候隔一天才回复。”刘豪约她周末出来玩，女孩回复，“我爱睡懒觉，周末一般都要睡个大半天，晚点再约。”几次下来，刘豪有点生气，“怎么她只考虑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呢？”刘豪和最后一个女孩聊得挺愉快，结果约会了没几次就分手了。原因是女孩养的狗生病了，两人在给狗治病上发生分歧，吵了几句，刘豪觉得自己一片好意没人领情反被埋怨，女孩觉得男生在现实中说话态度粗暴，跟微信聊天简直不像一个人，最后不欢而散。他的表姐评价说，“别看他都38岁了，其实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而他自己倒也觉得无所谓，每天下班先健身，回到家父母把饭菜都做好了，晚上打打游戏，跟朋友微信聊聊天，“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啊”。和刘豪一样，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轻人，恰是独生子女一代。原新认为，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表现出“独性很强”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私，我们看到在国家遇到灾难等困难时，很多90后年轻人特别踊跃捐款捐物。”他认为，这些年轻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追求舒适、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享受当下、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通信方式变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性，都在加剧这种“独性”。在这个一根网线就能联通全世界的时代，通信方式越发智能化，反而导致人们面对面的沟通越来越少。外卖文化的兴起让吃饭不一定需要有人陪伴，只需要手机点一点饭菜就能送上门。原新从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中发现一种趋势：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表现出沉默、少言。原新说，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不谈，怎么恋爱啊？”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余时间。这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不一定非要有家庭，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不结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同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现在越是大城市越开放，谁也不管谁。”被迫单身——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5年，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让他望而却步。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还有一点更重要——上海户口。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北京两个国际化大都市，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自称北京大妞的郭美洁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咱家不缺房、不缺钱，找对象就找北京人。用她爸爸的话说，哪个老北京家里没有几套房？找个北京人，离父母近，小两口根本不需要奋斗就吃穿不愁。33岁的郭美洁上大学时就获得出国交换学习的机会，读完研究生回国在一家外企驻中国总部工作，刚入职时月收入就有两万多元。她常和好友去吃饭、逛街、购物，一有假期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生活得挺好，不能因为结婚降低现有的生活品质吧？”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望婚却步”。无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财富积累的背后，就业竞争也愈发激烈。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减少，但中国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高原平台”上。每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9亿人以上，直到2040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8亿人。这意味着，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的推迟。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吸引了2.88亿农民工来到这里寻求发展机会，他们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超过半数。如此庞大数量的年轻人在中国的版图上流动着，这种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婚的概率，压缩了他们谈恋爱的机会。同时，选择结婚意味着必须负担起养育孩子的生活成本，这也促使他们的结婚率下降。此外，原新还提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达30年时间累积了3000万以上的“剩男”，“从婚姻的角度说，这批人天生就缺少相对应的另一半”。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2018年曾发布过一份《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对于“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您会怎样？”的问题，69.53%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15.61%的青年选择“保持单身”；有9.34%的青年愿意“降低择偶标准”；仅有5.52%的青年选择“将就结婚”。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在原新看来，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社会应多尊重，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